主题: 大众阅读与公共图书馆

作者:韦天军 陈建军 韩张慧

[摘要]“从某中意义上说，人类进步史就是一部读书史。人类文明正是靠读书才得以传承、繁衍、光大。”中国国民的阅读状况正每况愈下，而如何提高国民的阅读素质，与中国未来的国家竞争力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国民教育    公共图书馆    大众阅读

自从文字的出现，人类社会便有了阅读情结。人类进步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阅读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保持完整文化传统的国家。这与历代重教兴学有很大关系。在先秦、汉、唐、宋代，我国教育学派林立，学术氛围浓厚，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教育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思想教育影响深刻。儒家提出教育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必须遵师重教，冲破“学在官府的禁区”，提出“教育无类”的主张，促进“文化下移”；法家强调法治教育，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益的知识；墨家则认为教育是为了实现“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强调劳动和道德教育，主张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重教思想无不绽露出提倡大众阅读的思想理念。“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劝学思想千百年来根植于我们民族的骨髓之中。然而，由于受统治者意志的所限，以及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严格意义上的阅读只是文人墨客的专利，平常百姓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生存奔波。真正意义上的不分等级、人人享有公平阅读权力的“大众阅读”是随着公共图书馆的延生而实现的。
十九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经济的哀落、农民战争的冲击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改变了延续2000年的封建文化传统。近代图书馆便于19世纪末时在中国兴起了。当时改良维新派人士首先倡导公共图书楼的开设。1896年李瑞芬上书，请示于京师及十八省设立大书楼，1898年维新派梁启超等创设学会图书楼。它们有明确的办理宗旨，有图书和借阅制度，各种阅览活动吸引广大读者，已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1904年，湖南、湖北开始出现正式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大部分省均先后倡设省级公共图书馆。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据教育部1916年公报公布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60所。
1921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区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的深入，出现了不少工人图书馆，如天津工人图书馆、唐山工人图书馆等。在工农运动高潮的湖南等地，还设立了农村图书馆。早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曾出现不少进步图书馆，如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湖南青年图书馆、李大钊支持设立在北京大学的“康敏尼特”图书馆。1928年，在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江西苏区中心瑞金等地创办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以苏区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官兵、工农群众为读者对象，积极从事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图书流动借阅工作。
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由于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开展广泛的文化教育活动，图书馆事业相应得到迅速发展。1937年5月，延安中山图书馆成立，此外还有鲁迅图书馆、绥德子洲图书馆。并成立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关院校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积极积聚藏书，加强图书流通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总任务服务，取得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显著的工作成绩。他们的干部和工作经验，促进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山东等解放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了物质和人才方面的准备。
1949年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阶段。到本世纪初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2673座，连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中学等专业图书馆（室），全国图书馆总数达5.9万余所。形成了“星罗棋布、纵横交错、馆阔藏天地、书多蕴古今”的民族智力库和信息中枢。在一百多年里程的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先后走出了毛泽东、李大钊等伟人和数以万计的民族精英。
然而，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遇到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据外电评述“中国国民的阅读状况正每况逾下，中国80%的国民缺少严肃的阅读，也从不涉足图书馆”。据国内权威人士讲，“阅读问题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之一”。此话不假，根据业内权威调查显示，最近六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继走低。中国图书阅读者中，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4.5本，而韩国年阅读量人均11本，日本40本，以色列为64本。难怪“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千呼万唤设立中国的“阅读节”。如何提高国民的阅读素质，与中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有很大的关系，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战略问题。
如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把提倡阅读风气，提升阅读能力列为改革的重点，甚至阅读能力在全球名列前茅的英国、日本、芬兰等国家，也都纷纷发起阅读运动。如：英国将1998年9月至1999年9月定为阅读年，努力打造一个举国皆是读书人的国度。阅读年结束后，全民阅读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原本到处可见的阅读年标语“读我”变为“继续读下去”。日本早在10年前就积极推广儿童阅读运动，文部省把2000年定为“儿童阅读年”。确定每年4月23日为“儿童阅读日”。美国的每位总统上任后，几乎大都提倡读书。克林顿在位时期发起“美国阅读挑战运动”。布什上任后，将“阅读优先”作为政策主轴。
而在中国一些欠发达地区公民的基本阅读权益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中央政府规定的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几角钱的最低限额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就是得不到落实。在日本2004年图书馆人均购书经费为887日元，约合人民币60元。而我国2004年全国人均图书馆购书经费最高的上海市是5.57元，最差的省贵州仅0.037元。2004年拥有13亿人口中国的县级公共图书馆2262所，总藏量仅1.64亿册，人均0.12册。当年新购图书462万册，馆均2042册，人均0.003册。2004年全国进馆读者9952万人次，馆均4.4万人次。
在中国造成国民阅读状况每况愈下的原因是诸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一是政府投入不足，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公共财政保障体系，造成公共图书馆的资源老化和资源不足，受大众欢迎的书籍不多，那么读者也只好望而却步。公共图书馆没有建立起适应现代人生活节奏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人们肯定就会改投它好了。二是影屏时代给大众阅读带来挑战。人们把大量的时间放到了电视、网络等视觉媒体，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日趋“快餐化”、“娱乐化”、“恶俗化”、“商业化”，严肃的阅读越来越少，真正有思想的书籍少人问津。三是人们过高的追求功利，忽视读书这一传统的育人方式。国人过多的把住意力放到“钱”上，对阅读的价值产生怀疑心理。现在到图书馆看书的人多半是老人和儿童，这两种人群一种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有充足的时间，一天不看书总觉得不充实。少年儿童群体是因为老师有要求，童心无邪，求知若渴。而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中青年则感觉到自己已功成名就，再也不需十年寒窗，用心苦读了，因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忽视继续教育，充实自我，应对挑战的重要性，而把注重的精力放到了追求功利上。四是缺乏一种倡导大众阅读的社会氛围。在人们的消费观念中，文化消费要么被忽视，要么只追求消遣娱乐、狂闹搞笑，对思想性、知识性的读物越来越淡化，大家舍得成千上万吃宴席、打麻将，舍不得买几本好书。家庭购书和家庭收藏在逐步消失就足以反映了这一点。苏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藏收传统的地方，出现了很多学者、进士和才子。而现在这一传统正在逐步淡化和消失。过去苏南人有钱后喜欢买书，而山西人有钱后先考虑盖房子，历史以来山西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但经济发展不及苏南，就今天的局部繁荣也是以生态恶化、环境破坏、资源掠夺式开发换来的。这就反映出了文化底蕴的问题。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文化立本固本的观念日趋淡薄，这也许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搞精神文明建设20多年了，经常讲提高国民法制意识、环保意识、公共道德意识……。据报摘消息“某君有钱了，出国旅游中的不良举止，不但引起了所在国公民的强烈指责，还引了国外媒体的一片评论，丢尽了脸面，丧失了国格。”而某君的不良举止，在国内是随处可见，习以为常的事情，又有谁去指责呢，大家都一样谁说谁哪，都不过是小事一桩。难怪有人惊呼“世风日下”，归根结底还是反映到文化层面上。不得不承认我们国民的文化素养也确实太缺乏公共空间了。
作家余秋雨曾撰文写道“我们除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
这一现象也有他的历史根源，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在朝庭和家庭之间，应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庭空间的延伸。现在也有官人出行，动辙警车开道，要正常行人退避三舍，心惊不己。上行就必然有下校，有些东西明显属于公共体系范围内的，有人就可以随意破坏或随意践踏。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孩子时能够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仅仅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从上到下，从大到小，我们不少城市都在搞创建卫生城市，机关、学校、部队、单位，社会方方面面都加入到创卫大军。沉积多年的垃圾山被搬走了，街道随处可见的野广告没有了，越来越变得人性化了。这本身是值得赞许，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满街的野广告又覆盖了城市，垃圾也随处可见，清洁工两头披星戴月，从早忙到晚，就是保不了洁，问题出在哪里。邻居有家庭主妇，夫妻两都有不错的工作单位，小日子经营的确算是小康了，买了商品房装修布置的富丽堂煌，女主人把家里收拾的干净卫生、井井有条。走一步路都会算计，上班时也忘不了把垃圾顺手捎上，一出小区的大门，明明离垃圾罐只有几步之遥，女主人似乎没有看见，垃圾顺手扔到墙角，扬长而去。在这些人看来，城市有“美容师”，自己只是生活的享受者。看似小事一桩，但随着风气形成，还会有清新卫生的城市吗？他们只有家庭空间，忽视了公共空间，他们不知道作为城市的一分子，从市长到市民同时呼吸着一样的空气，或浊或清，是与这个城市的每一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归根结蒂，好的风气和不良的陋习都是文化积淀的反映，现今中国的文化需要有良好的公共空间意识。
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市民意识、公民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这个载体在中国文化中比较狭小，我们应该加以拓宽，公共空间意识的形成，需要加强学习，重新塑造自我，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公众参与大众阅读程度与西方完全不能相比。第一，他们接受教育的人比我们普及；第二，人口素质高；第三，很重要。他们进图书馆，是因为那是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就跟我们习惯到餐馆或习惯打麻将一样。我们不是提倡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吗，那就让我们从倡导大众阅读学起，学习西方文明对公共空间的珍爱。充实我们的精神细胞，丰富我们的精神家园，美化、净化我们的生活家园。
苏联作家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曾著文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进行史就是一部读书史，人类文明正是靠着书才得以传承、繁衍、光大”。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竞争也正是阅读的竞争，我们在经历了“八九”之痛之后，邓小平同志就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要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先贤已去，但对他老人家的衷告我们记忆犹新，但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做的怎么样呢？值得人们的思考。如果当前国民这种整体阅读状况不得到转变，中国未来怎能与他国竞争，中国又怎能长久保持崛起的速度呢？又以什么挤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呢？
希望我们的各级政府、各位父母官关爱阅读，关爱公共图书馆事业，积极为民众创造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大众阅读环境。希望学校、家长、社会把孩子从网吧请回到图书馆，让他们在先进文化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希望我们中青年功成名就者，再回终身学校——图书馆，让读书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广大图书馆工作者，要不辱使命，牢记职责，以充实、优质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读者，努力构建大众阅读的学习型社会。


参考文献：
1、《图书馆学百科全书》
2、颜丙文《教育的竞争也是阅读的竞争》
3、《当代图书馆》2007第一期，《近20年全国部分省区公共图书馆总经费与人均经费对比表）
作者简介：
韦天军，男，生于1963年2月，大专学历，1981年入伍。1990年从事文化工作，馆长、馆员。
陈建军，男，1974年出生，大本，西北大学图书馆专业，助理馆员，副馆长。
韩张慧，女，1970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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